袁贻瑾迁到县城不久，国内刮起了一股出国留洋的留学风，不少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路。他父亲也是有识之士，看清国内的政治形势，毅然决定出国留学，到日本明仁政法大学学习法律，寻求司法救国之路。
袁贻瑾父亲出国后，他兄妹四人全靠母亲帮人家洗衣来维持生计。好在袁贻瑾兄妹都很孝顺，除了听母亲的话，还能帮着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但最让他母亲感到欣慰的是袁贻瑾从小受父亲的熏陶，读书非常用工，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只要人们说起袁贻瑾读书的事，他母亲的脸上就乐开了花。
袁贻瑾小学快毕业时，他的父亲学成回国，被任命为武汉政法教堂教员，袁贻瑾全家又随父亲迁往武昌。
那知他父亲留学日本时，接受孙中山先生及留日学生的进步思想，回国后，继续参加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名斗士，并参加了轰动全国的武昌起义。
袁贻瑾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只知父亲很忙，时常有一些父亲的好友到家里谈论国事，
武昌起义成功，袁贻瑾和兄弟们也跟着父亲高兴了一阵子。可有一天，袁贻瑾拿着总分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单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向母亲报喜时，母亲却没有一点喜悦，只顾收拾东西。袁贻瑾只当母亲在生气，没有再说下去，主动帮着母亲收拾。看到母亲将家里的用具全都收起打捆，袁贻瑾不解地问母亲，说我们家是不是要搬家？他母亲一边忙碌着一边回答说，是呀！袁贻瑾傻呆呆地望着母亲，说我们家住在这里好好的怎么又要搬家？是不是又要打仗啦？他母亲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帮着收拾就是。袁贻瑾只知道外面到处是当兵的，有好几个晚上被炮声惊醒，街头的人们说什么是首义失败了，有几次他想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却叮嘱他外面的事不许他多说多问。
到了晚上，袁贻瑾带着弟弟搬到新住处，母亲才说，首义失败了，现在外面到处在捉拿你父亲，你们要记住，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你父亲的去向。
原来，他的父亲已接到通知，提前转移到了老家马桥严洲畈。可外面紧张的气氛，全家人无不担心父亲的安危。
好在这样紧张的日子没过多久，孙中山领导的临时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南北和谈，袁贻瑾的父亲出任汉口法院院长，袁贻瑾全家随父迁到汉口，袁贻瑾在汉口博学书院就读。
有一年，老家严洲畈有人送信来，说袁贻瑾的爷爷病危，父母亲带着他兄妹去老家严洲畈看望爷爷，爷爷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袁贻瑾不知爷爷得的什么病，只知爷爷咳个不停，后来听奶奶说是痨病，其实现在叫做肺结核，当时的医学不发达，又没有治疗的好方法，看到爷爷咳得厉害，一副痛苦的样子，特别是医生面对爷爷的病情束手无策之时，袁贻瑾心里不是滋味。暗暗发誓要当一名医生，治好和爷爷一样生病的人。
没过多久，袁贻瑾的爷爷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几岁。
袁贻瑾的爷爷去世后，他的脑子里好长时间都有爷爷痛苦的样子，每当爷爷的身影出现在眼前，袁贻瑾总是告诫自己要好好念书。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有，袁贻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四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的，是我国唯一的一所历史悠久设有八年制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教育的重点医科大学。
有一年暑假，袁贻瑾回到武汉。在稀少行人的道路上遇到一个晕晕欲倒，咳嗽不停并伴有呼吸困难的人，袁贻瑾看到那人的样子就想起了爷爷，马上意识到此人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主动上前去搀扶那人上医院治病。
那人非常感动，告诉袁贻瑾，自己是一名教会的医师，并为袁贻瑾留下了联系地址。
当时的教会医院是西方医学引入中国的窗口，条件较为简陋，以外科手术为主，内科疾病的治疗，主要依赖抗生素，治疗方法并不优于中医，但手术学科上有明显优势。
由于学医的原因，事后，袁贻瑾专程去教会医院探望并拜访那位教会医生。教会医生一眼认出了袁贻瑾，热情地为袁贻瑾让座。
教会医生是一个性格随和之人，非常健谈，交谈中无不流露出进步的思想，言词中坚决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反对女人缠脚，反对女人幼时订亲，鼓励女孩上女子学校。
袁贻瑾非常尊重有进步思想的人士，两人的交流使袁贻瑾倍感亲切。
当袁贻瑾再次拜会教会医生时，遇上教会医生的女儿来医院看望父亲，教会医生便向女儿介绍了袁贻瑾。
教会医生的女儿叫陈碧媛，长得美丽动人，初次面对英俊潇洒的袁贻瑾不失大家闺秀的礼仪，但还是流露出对袁贻瑾的好感。
两人再次相遇，得知袁贻瑾就读的是美国人办的医学院，禁不住向袁贻瑾打听美国治疗肺结核病的医学水平及使用的新药，以便治疗她父亲的病。
袁贻瑾平常爱好学习，善于钻研，特别对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已经有了独特的见解，无不让陈碧媛钦佩。
陈碧媛非常爱她父亲，知道父亲身体一直不好，从小就暗暗发誓说，将来嫁人嫁个医术高明的医生治好父亲的病。两人多次交往，在陈碧媛心里，袁贻瑾言行诚实稳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汉。袁贻瑾的感觉也非常好，认为陈碧媛知书达理，是自己心怡的女人。
袁贻瑾去陈碧媛家次数多了，发现她父亲咳嗽越来越厉害，并且社会上有这种病情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袁贻瑾身感自己的责任。他心里清楚现有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无法解决陈碧媛父亲的病况。
但与陈碧媛在一起，他不只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可能还是一位患者的家属，正是这种双重“身份”，感受到医疗机构的医疗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医者不知病人情况，几乎按照传统医学的问、闻、听、切来判断病人的病情进行医治，有一次，袁贻瑾陪同陈碧媛送她父亲到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见到陈碧媛的父亲就提笔开药方，袁贻瑾将陈碧媛拉到一旁不解地问：“这里的医生怎么是这样看病？’
陈碧媛说：“父亲是老病号，他们每次几乎开的是同样的处方，”
袁贻瑾听了很是气愤，不满地说：“这样治疗，对一个传染性的慢性病人来说没有一点作用。应该建立病人长期的治疗档案，甚至进入病人家庭进行全面了解，深入分析发病原因后，才能准确判断病情，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疗。”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今后公共卫生学的萌芽。
袁贻瑾当时只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不能更正医生的医疗方法，但陈碧媛父亲的病情在袁贻瑾的帮助下，调整治疗方式方法后，病情有所缓解。
袁贻瑾就读协和医学院时，中国的公共卫生系几乎是一片空白，直至1923年，美国人兰安生(John B.Grant)受聘为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全面主持预防医学的教学工作。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只是理论上的教学，而没有用于实践。
袁贻瑾利用课外时间，学习结核病防治的有关知识，引起了兰安生先生的注意，对袁贻瑾热爱学习的态度十分赞赏。并将袁贻瑾招入公共卫生系，经常带领袁贻瑾参加学院组织的实验室解剖验证临床诊断。袁贻瑾对每次的解剖分析认真细致，兰安生先生非常满意。
袁贻瑾长期受到兰安生先生教诲和自己不懈努力，医学知识突飞猛进，特别在公共卫生方面已有独特的见解。
袁贻瑾在一次社会调查中，发现旧中国婴儿及各种疾病死亡率很高，主要是对公共卫生教育重视不够，只有发展社会公共卫生事业才是解决中国广大民众医疗卫生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他向兰安生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兰安生先生虽然同意袁贻瑾的观点，但他认为，这项工作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在袁贻瑾和兰安生先生的推动下，1925年，得到北京市京师警察厅的同意，划定北京市东城内一区为实验基地，正式成立“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 1928年改称“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 ），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从而成为中国社区公共卫生机构的第一家京师卫生所。主要依托协会医学院的师资和医疗资源开展各项工作，包括生命统计、传染病管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工厂卫生、环境卫生、卫生教育、疾病医疗等项工作。在兰安生先生领导下，下设五个股，分别负责统计兼防疫、环境卫生、卫生保健、公共卫生护理、总务等。
机构开始运作，兰安生先生平常因教学任务繁重，公共卫生事务所的主要日常事务就落到了袁贻瑾肩上，袁贻瑾主持日常工作后，便在整个示范区建立居民档案，提供从生到死各个生长时期的疾病治疗和健康保健服务，从而建立自己的医疗保健网，服务范围除辖区居民外，还涵盖辖区内的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兰安生先生的支持下建立了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并与各大医院签订协作合同，包括协和医院和其他医院都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各类服务既互相交叉，又互为依托。并且，倡导医务人员必须深入社会，建立与临床各科同等重要的公共卫生教学和实习基地，以培养治疗与预防兼备的医护人才，这个创举科学而又持续地开展居民生命统计工作，注重妇幼保健，摸索出了一条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妇幼保健道路，筑起了示范区医疗保健的坚强堡垒，并开展了大量的卫生宣传工作，为公共卫生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习平台。这一创举在国际上也是首创，为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学科奠定了基础。
袁贻瑾通过在公共卫生所期间的大量社会实践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率先在医学权威杂志发表数篇公共卫生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
一九二八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八年的袁贻瑾，以医科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到中国招收留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决定将优秀毕业生选派往该校进修，校方正式征求袁贻瑾的意见，袁贻瑾觉得这是一次出国深造的机会，但必竟是件大事，有些拿不定主意。
袁贻瑾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汉口，急切地找到陈碧媛，向陈碧媛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并告诉陈碧媛自己有出国深造的机会。
面对思慕已久的白马王子，陈碧媛没有理由拒绝，并表示支持袁贻瑾出国深造。
随后，袁贻瑾又跟时任安徽省高等监察厅厅长的父亲拍了封电报，征求父亲的意见。他父亲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得到了父亲的支持，袁贻瑾更加坚定了出国的信心。
赴美前，袁贻瑾向亲朋公开了与陈碧媛的恋爱关系，在家人的操办下，两人举行了订婚仪式。
袁贻瑾与陈碧媛的婚姻关系确定后，两人商量一起共赴美国留学。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陈碧媛的父亲突然病发，生命垂危，不能同行。 这样，袁贻瑾带着几分遗憾登上了赴美的征途。
刚到美国时，袁贻瑾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生活有些不适应，好在校方为了稳定中国留学生的思想情绪，在饮食起居方面尽可能地保持中国的风味风俗，每天让他们吃上大米饭和小炒菜。尽管校方在生活方便对留学生予以照顾，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留学生们还是有些不适，常常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
赴美不久，袁贻瑾接到陈碧媛父亲去世的消息。这给思念亲人的袁贻瑾又增加了一份牵挂。
袁贻瑾在美留学的第二年，陈碧媛按照父亲生前遗愿来到美国，与袁贻瑾在纽约结了婚。两人在美国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同年，陈碧媛女士考进音乐学院。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只是一个落后得让人同情的国家，美国人是不愿和华人多打交道的，就像中国人常说的怕把穷气传染给他了一般。这使袁贻瑾和那些留学生们深深感受到，祖国需要他们这样的学子努力学习，回去报效祖国，建设祖国。
正是这种情感激励着袁贻瑾，一九二九年获卫生学硕士，一九三零年获卫生学博士高级奖章，也就是第一名博士，获得第二名的是美国本国国民，是位女博士，她对袁贻瑾获高级奖章不服，理由是校方不该将高级奖章授予华人，校方多次解释无用，那名女博士将袁贻瑾和校方一起告上了法庭，这在美国建国以来还是头一次，有关专业学位方面的“官司”更是特别。
法庭受理了此案后，可法官们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只好从各州聘请知名的医学专家作为陪审团来审理此案，让袁贻瑾和那位同科女博士当庭对答，由陪团出题提问。
那位女博士为了造势请了不少医学界的名流为他叫板助威。通过多次开庭和陪审团的多轮当庭提问，最终陪审团一致认为袁贻瑾确实学识渊博，应该将高级奖章授予袁贻瑾。
法官当庭宣判后，女博士请来的一些医学名流也受到袁贻瑾的学识和人格魅力的感染，当庭代表所在单位聘请袁贻瑾为他们的医学专家。此时，与袁贻瑾同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校方再也坐不住了，打断所有人对袁贻瑾的邀请，声称本校在诉讼前已聘请袁贻瑾为该校教授，并签订了聘任合同。袁贻瑾当然不忘母校的培养，配合校方表示已有此事，可他心里时刻不忘回国报效祖国。尽管这样，还有一些人不甘心，事后暗地里来找袁贻瑾，许诺重金聘请，都被袁贻瑾一一婉言拒绝。
一九三零年五月就在袁贻瑾学业完成准备回国之时，长女在美国出生了。这使袁贻瑾不得不暂时留在约翰霍浦金斯大学任教，延后了回国的行程。
五
袁贻瑾在美国进修期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蒋介石为了让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尽快运转起来，在全国各地到处招引人才，可多年的战乱使大量的人才外流，真正能挑起大梁的人才寥寥无几，蒋介石为此感到“头痛”。蒋夫人宋美龄深知丈夫的苦恼，便向他出谋划策，说你何不向美国总统求援，让美国委派一些高级人才来帮助我们建国和管理国家呢？蒋介石似乎茅塞顿开，当即拍板由夫人出面向美国求援。
宋美龄为此事专程出访美国，正式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请求。美国总统对此事也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有关会议商讨此事。可美国的一些议员认为有不少华人在美国就业，占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岗位，说何不趁此将这些华人推回国去，满足国民政府的请求。
国民政府当时与美国是友好国家，美国总统对此等有损两国关系的提议大为不满，便将此事提交国会投票，可国会多数票同意让华人回国参与政府管理。总统只好向宋美龄作出解释，表示在总统的权力范围内，将优秀的华人推荐给国民政府。宋美龄点头同意并表示理解。
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东北,三省沦陷。国难当头，袁贻瑾心急如焚，时时关注着国内动态，和千万海外赤子一样，恨不能生翅膀飞回祖国参加抗战。得知美国政府同意让一些高级人才回国，主动报了名，这样，袁贻瑾被美国政府列入回国人员名单。
一九三一年袁贻瑾带着全家回到了久违的祖国，再次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卫生系副教授、主任教授。
袁贻瑾没有在乎这些职位，他想到的是那些抗日勇士在前线流血牺牲，自己作为一名教授，应该积极培养公共卫生方面的人才，应对战时的需要，才是自己应做的工作。
就任系主任时，一位满脸沮丧的年青人找到他，说他叫朱宗尧，因生病错过了协和医学院入学考试时间，希望袁贻瑾能帮忙报请院方重新考试。
袁贻瑾看到朱宗尧一脸执着立志学医的样子，脱口冒出一句英语：你为什么选择学医？
没想到朱宗尧用英语回答说: 我要为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做 一番事业，我愿为我国的防病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让袁贻瑾震惊了，但必竟袁贻瑾不知朱宗尧的底细，没有立即答应朱宗尧的请求，而是严肃认真地说：对职业的选择，事关一个人的前途命运，非同小可，请你慎重考虑考虑再做出决定。
朱宗尧马上回答说：我早已想好了。态度非常坚决。
随后，袁贻瑾有意询问了朱宗尧与医学等一些有关基础知识，朱宗尧都能回答完满。
通过语言交流，袁贻瑾认定朱宗尧是一个难得的可造之才，当即向校方反映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要求校方单独为此考生组织入院考试，最后，在袁贻瑾的再三要求下，北京协和医学院专门为朱宗尧一人设立考场。
在袁贻瑾的帮助下，朱宗尧顺利考入北京协和医院，袁贻瑾高兴地在朱宗尧的入学通知上签了名。
朱宗尧毕业后，一直投身于结核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后来成为闻名国内外的结核病防治医学专家，天津防病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这是后话。
在校期间，袁贻瑾不仅教书育人，而且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作为双博士，1931年袁贻瑾编制了我国第一个人口生命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袁贻瑾一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校内校外的气氛虽然紧张。但由于学校是美国人开办的，日本人没有公开对学校进行干涉。一九四一年冬，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战争开始，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关闭。
六
一九四二年五月，国民政府秘密派人将袁贻瑾和医学院的一些专家接到重庆，并任命袁贻瑾为国民政府卫生署流行病实验所所长。
袁贻瑾出任所长不久，日军在南京、上海、廣州、重慶、北京、天津、青島、等地投下细菌弹，一些居民区，厂矿、学校等爆发疫情，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亲自找到袁贻瑾，向袁贻瑾询问应对之策。
作为流行病专家的袁贻瑾，及时向行政院提出了防治方案，没多久，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在当时缺医少药，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袁贻瑾又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美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在美国红十字会帮助下组织培训了一批批专业人员，并亲自到疫区指导开展防治工作。
为了建立长期防治机制，袁贻瑾又征对战争时期出现的一些流行性急病提出了防治预案。
由于袁贻瑾业务精通，工作成绩突出，并凸现出领导才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于南京，袁贻瑾出任卫生部政务次长。
国民政府卫生部的设置是部长一名，次长一名，部长管行政，次长负责业务。就在袁贻瑾信心百倍地拿出长期机制在全国推广时，遭到政府的反对。因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并且战事对国民党不利，由于经费和战事的原因，政府的一些长期决策变为了短期行为，政府考虑的只是眼前出现的问题，袁贻瑾没有考虑政治因素，他是从造福人民，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角度来开展工作的。所以，每次提出的工作方案，都无法得到批准。至使袁贻瑾的工作处处被动。一九四八年，袁贻瑾在《医潮》权威杂志上发表了《防痨运动》一文，想从医学的角度呼吁政府予以重视，可得不到有力的回应，袁贻瑾想着象这样下去工作无法开展，只好辞去了卫生部次长的职务。
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药物学等二十三个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所计划从事的研究工作分为六个部分：生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形态学、药物化学及治疗学、免疫学、心理医学。
因袁贻瑾对预防医学、流行病等公共卫生学方面有较深的学术研究，被选拔为院士，和科研团队一起对：(1)斯氏结扎后心跳之暂时停止是否由于迷走神经作用，(2)膈神经中枢之越过现象，(3)肌肉蛋白质之结晶、磷酸酶之结晶，(4)胃溃疡新药阿美金(Amigen)对胃分泌的作用等课题进行研究。
同年，联合国得到他辞职的消息，来电报聘请袁贻瑾前往日内瓦任结核研究所副所长，开展结核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袁贻瑾考虑再三，觉得在国内确实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还不如到外面去发挥自己的专长，于是，与妻子商定，前往瑞士日内瓦任职，并将家里多年的积蓄和全部家产变卖，计三万多美金，全部捐给政府作为结核病防治基金。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三年，袁贻瑾在任联合国结核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为我国结核病防治和争取国际资金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袁贻瑾工作出色和联合国总部工作需要，一九五三年，又被联合国派往纽约，任儿童基金医事首席顾问，直至一九五九年在联合国退休。
袁贻瑾退休后，没能回国。应台湾大学聘请，为公共卫生学访问教授、台湾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
1962年9月，赴利比亚考察。1963年担任夏威夷大学“E-W中心”访问学者。
1964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在公共卫生学方面曾发表许多论文与著作，包括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人口统计学、结核病学、营养学、家庭计划等方面专题。1968年被居氏基金社聘为台湾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同时，美国夏威夷大学聘他为教授。
七
袁贻瑾不只是学术方面教授、院士，而且临床经验和动手能力非常强，以讲学为主，还时常被一些知名的医院邀请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脑、胸等外科手术成功率较高，外科手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总理病重。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当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时，毛泽东主席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的工作繁忙，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直到一九七三年元月五日大量便血。毛泽东得知后，一边要周恩来检查身体暂休两个星期，一边指令手下组织医学方面的专家为周恩来治病。医学专家会诊后提出要尽快为周总理做手术，不然，病情将进一步恶化。可由谁来主持这个手术呢？大家一时犯了难。在极左路线的年代，国内的医学专家大多担心手术不成功政府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心里压力相当大。中央也认为聘请国内的医学专家为总理动手术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中央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主席当即指令卫生部向他提供一份国外知名医学专家名单，当毛泽东主席看到名单中有袁贻瑾的名字，便问身边的人，袁贻瑾是个什么人？身边的人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说，袁贻瑾是位华人，多年从事医学工作，曾在联合国任职。毛泽东主席又问袁贻瑾的医术怎样，身边的人又将袁贻瑾的医术及在国际上外科技术排名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一遍。毛泽东主席听后，马上拿起笔圈定袁贻瑾的名字，并另写了几行字，让身边的人转给袁贻瑾，
袁贻瑾和妻子接到转来的电文时正在台湾一家医学院讲学，电文是从美国纽约家里转到台湾的，袁贻瑾看了内容，觉得这是一名医生应尽的责任，应该前去为周总理动手术。可当时国共关系互不相容，袁贻瑾退休后又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聘请。是去大陆为总理治病还是推脱？处于两难境地的袁贻瑾当即中止了讲学，回到美国纽约家里，想与家人一起商量是否去大陆一事。可没想到他妻子因年岁已高，从台湾的高温气候突然回到纽约身体不能适应，当夜中风，好在袁贻瑾及时抢救才保住性命，可她这一倒下就终身瘫痪在床上需要人照看。面对家庭不幸，袁贻瑾一边为妻子治病，一边通过太使馆向大陆方面表示歉意，为了不耽误为周总理动手术，袁贻瑾又向太使馆推荐与他水平相当的医学专家为周总理做手术。
八
一九八七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七十年庆典，年已八十多岁的袁贻瑾接到邀请，高兴得一晚没睡好，想到即将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祖国和家乡，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可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就连连叹气，说要是妻子身体好，和自己一起回国该有多好呀！他妻子已是瘫痪在床上多年。
妻子明白他的心事，说丈夫已是近九十岁的人了，这次回国，可能是他这一生之中最后的一次机会，不能再拖他的后腿，让他了个心愿吧。主动要求丈夫将她送到医院，由儿子和媳妇照料。儿子和媳妇也是医学方面的专家。袁贻瑾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回国。
和袁贻瑾一样被邀请回国参加校庆的还有不少医学方面和其它方面的专家学者，面对这么多专家学者回国，国家相当重视，指令这次校庆提高接待规格，让这些海外赤子能感受到祖国的热情。
最后通过反复商定，由这些专家学者组成华侨代表团，以回国访问的名义，由人大出面接待。袁贻瑾当时任这次代表团副团长，受到了万里委员长的热情接待。并被邀请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
袁贻瑾踏进祖国的大门心里并不踏实。因多年曾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要为祖国和家乡做点贡献，设想投资几亿美元，在家乡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医科大学，已联络了国际有名的九大医学博士担任医学院的教师。
万里委员长接见代表团时，袁贻瑾正式向万里委员长提出了此事，万里委员长当时笑呵呵地答应了他。袁贻瑾却当了真，代表团行程结束的头一天便向远在武汉的侄儿打了个电话，让他火速赶去北京。他侄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立即启程赶赴北京。
当他侄儿见到袁贻瑾时，袁贻瑾的第一句话是问他和家乡这么多年来有没有联系？而且说的是地道的家乡话。他侄儿不在家乡长大，吃力地听着袁贻瑾所讲的家乡话，问袁贻瑾有什么事？袁贻瑾便将自己设想在家乡筹办医科大学的事和盘托出。
当时国内正掀起了一股招商引资热潮，他侄儿马上表示可以回来落实此事，并向老家严洲村的亲戚打听家乡的情况，家乡的亲戚都希望袁贻瑾能回来投资，说这是件大好事，家乡人都会支持他。
得到乡亲的口头承诺，袁贻瑾更是有了信心。回到美国没多久，便向卫生部递交了办校申请，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迟迟没有批准，（可能是教育不属对外放开对象。）以至计划流产，袁贻瑾为此终生遗憾。
他后来在与家乡堂弟一封家信中，无不流露出一位老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家信择录如下：
吾弟贻湘，你十月的来信收到……你与我是同祖父的，你父亲与我父亲是亲兄弟。
……
今年九月北京协和医科大为建立七十周年庆祝会邀请我回国参加，我想就此机会建所高级公共卫生学院，并协助在国外籍募基金，我的计划已送达卫生部，现在继续商谈，如为政府接收，我会再回国开会，为解决实际。
……
我们乡间祖坟这多年均由你扫墓，实在心感，我能否回乡，无法决定……我的内子碧媛卧床多年，现病重，所以上次回国而没能回乡。
……
袁怡谨于二00三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一佰零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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