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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墨争艳

袁宏的赋与文（上）

时间：2026-05-13 10:30:57   作者：清·严可均   来源：网钛科技   阅读：195   评论：0
内容摘要：【严可均（1762年-1843年）字景文，号铁桥、铁桥老人，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清代文献学家，博闻强识，精通考据之学。】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录袁宏作品18篇，有人在搜集作品的过程中，另发现袁宏遗文存目者6篇，除四篇赋作外，其他散文类涉及碑、铭、疏、书、表、序、赞等多种文体。
         袁宏之文，更显其史家本色，堪称“史家之文”。
    晋室南渡以后，偏安一隅，统治者倾力于解决内忧外患，曾经一度在恢复中原的旗帜下尚能团结一致，共同维护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定。在此契机下，文学环境相对西晋时期而言要宽松很多，加之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和西晋时期文学的独立，东晋文学理应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向前运行。但是，由于东晋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玄风的炽盛，社会的无序，文化的失范，以及西晋文运之厄给士人造成的心理阴影，东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略显暗淡。表现在赋作方面，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如西晋，好作品寥寥无几，辛辣讽世之作更是少见，不能不说是赋作发展链条上薄弱的一环。正因如此，少有的几位著名赋作家便显弥足珍贵，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袁宏便是其中之一。
  东晋初期的赋坛可谓是一度萧条，较有影响的赋家只有史称“词赋为中兴之冠”的郭璞。到了东晋中期，才涌现出主要成长于江左的一代赋家，袁宏的赋作也是作为此期的佼佼者而入文论家的视野。著名文论家刘勰在论及东晋的赋时，提及者主要有两家：郭璞与袁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道；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可见袁宏作为赋作家的地位。
     袁宏的文学作品，其本传称有“《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著作很是可观，可惜现仅赋作只有四篇，且内容都有残缺。《东征赋》与《北征赋》是纪征赋，《酎宴赋》和《夜酣赋》则是宴饮题材类的作品。但一斑足以窥豹，虽然我们已无法探知袁宏赋作的全貌，但其流传下来的文字却足可反映作者的文笔与才思，藉此我们可以了解作者的风情所寄。 萧统在其《文选》中将纪征类赋列为赋的一种进行概述，班彪的《北征赋》下李善注引《文章流别论》日：“更始中，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固曹大家的《东征赋》下李善注引《大家集》日：“子毅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回后又引《文章流别论》日：“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固不难看出，纪征赋主要是行征者记述从此地到彼地的经历、风物人情及心理、感悟。袁宏的两篇纪征赋也是承袭了这一特点。袁宏在桓温后期跟随桓温东移姑孰，北伐鲜卑，《东征赋》与《北征赋》就是作于期间。 《东征赋》相对完整，作于兴宁三年(365)，时任大司马的桓温从赭圻东镇姑孰，袁宏跟随桓温出征，有感而发作《东征赋》。 惟吾生于末运，托一叶于邓林，顾微躯之眇眇，若绝响之遗音。壮公瑾之明达，吐不世之奇策，挫百胜于崇朝，靡云旗于赤壁。三光一举而参分，四海指麾而中隔。过武昌以消摇，登樊山以流眄．访遗老以证往，乃西鄂之旧县。曩有吴之初基，升员丘而豹变。尔乃出桑洛，会通川，背彭泽，面长泉。洲渚迢递，矶岫虚悬，即云似岭，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云霓生于浪间，嗟我行之弥留，跨晦朔之倏忽。风褰林而萧瑟，云出山而逢勃。惊澜漶嶙而岳转，颓波畏署以岭没。若鱼舟之小狭，冲奔湍以祷杌．擢弱楫之弗施，投洪流以纤骨。
    开篇自叹身世低微，“生于末运”而无所作为，却并不自馁，似有生不逢时之慨。继而自然追慕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遥想赤壁之战之英雄豪情，周瑜出奇策于危难，建丰功于赤壁，后有司马睿麾军南渡初建东晋政权，吴国英才辈出，在这片热土上洒下英雄血泪，东晋的一班开国名臣功绩显赫，永载史册。此赋采取移步换景的手法，过武昌，登樊山，出桑洛，至东川，经彭泽，访长泉，历代传说、典故信手拈来，也体现了其史学家的渊博。总的来看，全篇辞采飞扬，气势豪迈，很得时人赞赏。 如果将此赋单纯地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分析，那么它也不过是一篇征途中追怀历史的纪征赋，题材平淡，文字优美，才情过人。可要是放在东晋特殊的文学环境中分析，它却另有一番意义。正始时期，文学经历了一番磨难，进入西晋，文学继而遭遇了文运之厄，之后的文士日益将笔墨淡出了社会政治的界面，而对个人生命之忧逐渐凸显。在文学创作上，文士们更为关注的是文学的艺术层面和审美价值。政治抱负既已无法实现，内心所忧不能畅叙，只有借助文学的形式婉转抒发个人情思，表现一己忧愁；或是在玄风炽盛的感染下，借助描绘自然景物表现深奥的玄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规避政治，淡漠与政界的关系。而当民族矛盾已然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举国即将卷入战争漩涡时，文士们非但没有将眼光稍稍转向政治，反而越发疏远，即表现为东晋社会“世极迪遭”，而作家却“辞意夷泰”的反常行为。这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中有表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迪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即说东晋时期政治时局极为混乱，极为动荡，极为窘迫，而文学家表现很平和，既乏慷慨陈辞，又无梗概多气，缺少建安文学那种意气风发豪迈奔放的气势。袁宏的《东征赋》始叹自身渺小，后赞名臣功业，似为一般追慕历史作品的行为思路，它却字字关乎抱负，句句联系政治，有对振兴国家、安定社会的期待。追述名臣皆只略举大概，作者并非仰慕某×历史英雄人物，而是独幕英雄们的历史机遇，他们正是有展现雄才的机会，才会功成名就，而非个人的独特才能。而在东晋时期，政局动荡，方镇诸侯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兵戎相见，郭璞的被杀更是使文人人人自危，文士个人的生命之忧尚无法解除，何来施展抱负的机会？
    袁宏身为史学家，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的局势有着非一般文人所有的敏感与关切，看待问题的目光更为犀利，故其赋作有深意，能关乎抱负，折射政治，有史学家的风范。
     而两段关于《东征赋》的轶事则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作品之外的信息，对作者的人品人格也有更直接的了解。《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侃)。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此条目下有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 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父彝，为宣城内史)。”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问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首先从陶范与桓温对袁宏的质问上我们可以得知《东征赋》亡佚的内容有对东晋开国名臣的赞颂，而袁宏拒在赋中提及当世权贵，可谓是不畏强权，尊重了内心的选择，也坚持了文学作品如实反映社会的要求。虽然后来面对陶范的白刃相逼和桓温的高权威胁，袁宏以自己敏捷的才思当场称颂了陶侃和桓彝，但那却是面对生命威胁时的应急自保之策，事后也并未写入赋中，后人在阅读此赋时，依然不会在称颂东晋开国名臣里看到陶侃及桓彝的名字。 而只因未在赋中提及陶侃与桓彝，袁宏就遭到陶范与桓温的当面质问及生命威胁，也反映了赋这种文体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位贵者都希望通过赋文的传播为自己及家族扬名。另外，袁宏作为赋作家的成就也是受到时人首肯，正因其赋作影响巨大，才会招致陶范与桓温的气急败坏，正如《续晋阳秋》载桓温“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问之。”
     袁宏的《北征赋》所存残篇零句。《世说新语》最早记录其部分内容，另外《初学记》、《太平御览》等辑有残句。《初学记》卷六二引同一条：“于是背梁山，截汶波，泛清济，傍祝阿。”《太平御览》引两条：“于时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日暖暧其已颓，月亭亭而虚升"“鱼托水而而成鲲，木在山而有松。“今据严可均辑《全晋文》录其文于下： 于时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日暖暧其已颓，月亭亭而虚界。鱼驼水而成鲲，木在山而有松。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于是背梁山，截汶波，沉清济，傍祝阿。 此赋是袁宏受桓温之命而作，是桓温文学集团袁宏、伏滔、王殉等人同题共作的赋作之一。同题共作也是赋的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一般产生于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中，集团内文人也以此作为一种交际交流的形式，有时也有炫技竞艺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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