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这两块石碑的疑问还不止于此：
东汉时期，石碑刊刻以隶书为主流，但“袁安碑”和“袁敞碑”均以篆书书写，背后原因是为什么呢？
如果这两块石碑是袁安和袁敞的后人或门生故吏所立，按照东汉习俗和惯例，开篇会写“君讳某某、字某某”，而不是像这两块石碑上直呼其名“司徒公袁安”“司空公袁敞”，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上述问题，知名书法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频博士有着多年研究，他认为，袁敞立碑时追立了袁安碑。按照这样的分析，虽然袁安和袁敞这对父子先后去世，但实际上，这两块石碑是同时竖立，也就是说，在袁敞去世时一并凿刻竖立。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袁敞的人物生平和去世原因。历史文献中对袁安、袁敞有较多记述。袁安，东汉末年豪强袁绍的四世祖，官至位列“三公”之一的司徒。袁敞和他父亲一样，晚年官至三公之一的司空，但是，与袁安的寿终正寝不同，袁敞为蒙冤策免，被迫自杀以证清白。
那么，袁敞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汉纪·孝安皇帝纪上》：“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升平，少有节操，及在朝廷，廉洁无私。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罢。敞不阿权势，失邓氏旨，遂自杀。”《后汉书·袁敞传》对袁敞的死因记录得较为详细。简单来说，袁敞的儿子袁盱与尚书郎张俊在通信的过程中，泄露了东汉朝廷的秘密，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邓太后一气之下，将袁盱和张俊投入狱中，袁敞也因此被免去官职。十分注重名节的袁敞因为忤逆了皇太后的旨意，深感绝望，于是选择了自杀。但让袁敞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儿子袁盱和张俊入狱期间，张俊狱中上书，感动了邓太后，二人最终被赦免，但此时袁敞已经自杀身亡。《后汉书·袁敞传》中记载：“朝廷由是薄敞罪而隐其死，以三公礼葬之，复其官”。也就是说，因为赦免了袁盱和张俊，所以朝廷也减轻了袁敞的罪名，并且隐瞒他的死因，以三公葬礼官复原职。从档案结果看，朝廷“隐其死”的目的达到了。《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杨频分析认为，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一波折，所以“袁敞碑”并不是袁敞的后人所为，而是东汉朝廷为了一系列目的而为袁敞竖立。既然是朝廷所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袁敞碑”的开篇并没有“君讳”等字样，而是直呼其名。杨频还表示，因为袁敞事发突然，从自杀到入葬前后仅十三天，所以肯定是入葬家族墓园，即先前陪葬帝陵的袁安墓地，所以朝廷在为其立碑的同时，也一并为其父袁安立碑，以相同的“薨”字和最高委任等级的篆书字体，含蓄表达对父子三公的纪念，这也就解释了“袁安碑”和“袁敞碑”为什么都是直接称呼姓名、为什么都用篆书书刻、为何都用“薨”字、书写内容与行文格式也相差无几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围绕“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一系列问题都找到了答案，但还存有一个问题——汉代碑刻，一般都是隶书撰写，用篆书来凿刻碑文的十分罕见，“袁安碑”和“袁敞碑”为什么要用篆书来书写呢？“这仍与东汉朝廷‘薄敞罪’‘复其官’有关系。”杨频表示，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汉代对诸侯王和三公委任的策命，必须用篆书书写，而罢免则用隶书。对于袁敞，朝廷通过三公规格的葬礼“复其官”，这块碑刻也相当于变相的一张委任状，因此也使用了篆书。那么，“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书写者又是谁呢？“我个人认为，最可能的书写者是曹喜。即使这两块碑不是由曹喜一个人来书写，我认为也很可能是曹喜和他的弟子一起书写的。”杨频分析认为，一方面，“袁安碑”与“袁敞碑”的篆书风格凸显了曹喜所创的“悬针垂露”法。文献所说“稍异斯法”，就是与秦代李斯稍有不同。另一方面，袁氏父子所处的时代也与曹喜相当（章帝时为郎官），再加之这两块石碑均为朝廷设立，担负着朝廷一系列政治目的，所以由当时朝廷中最为著名的书法家曹喜来撰写碑文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宜春高士袁京宣传资料称，公元117年，袁京告别父母，携妻带仆高调移隐江西宜春，继扬祖、父“孟氏易”的造编说法,本人不敢苟同。
理由也有三个（1）公元117年，袁京之父袁安已薨23年，其母离世更久，辞别父母何从说起？何况父母在不远游是行孝之道。（2）手足袁敞在117年卒，袁敞家族正缺人主持，“高士”袁京楷模随性离走，似乎与正常伦理道德不匹配。（3）“高士”提法风盛于魏晋风度，袁京是东汉人物，著“高士传”的皇甫谧离袁京卒不过几十百年间，居然不知道把袁京列入《高士传》着实“粗心大意”，而把不做官避世在家修行的袁京子孙辈袁闳列入“高士”，想必古人标准与现今大不相同，古人思想猜不透，是不是也需要辛苦宜春“专家大师”和“汉袁京”后人认真对待呢？
原文来源：辽远书局，改编自朱忠鹤《袁安父子碑刻：汉代篆书经典》，《辽宁日报》2023年9月1日；核心考据观点引自故宫博物院杨频博士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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